够你站稳了。
我收好文件。
“周叔。”
“嗯？”
“这些事，我哥和我妈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“不知道。你爸特意交代的。军产房的事他从来没跟家里提过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周信德笑了一下。苦的。
“你爸的原话——‘说了，桂兰也会想办法弄到建国名下。’”
我沉默了。
这就是我爸。
他斗不过我妈。他在这个家里说话从来不算数。
但他用自己的方式，偷偷地，一点一点地，给我存了一条退路。
就像他偷偷买的那盒水彩笔。
“别让你妈知道。”
他说了一辈子这句话。
从十五块钱的水彩笔。到两百多万的遗产。
都是偷偷给我的。
都是不能让我妈知道的。
我走出律所，站在路边。
四月的风很轻。
我低头看手里的军功章。
章面上的字已经模糊了。“三等功”三个字磨得只剩一半。
我把它翻过来。
后盖已经拧回去了。纸条我取出来了，叠好放在钱包里。
但军功章还是那个军功章。
旧的。不值钱的。
我嫂子笑过的。我妈随手丢给我的。
所有人觉得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
但这是我爸给我的最值钱的东西。
不是因为里面藏着公证编号。
是因为那行歪歪扭扭的字。
“爸能给你的都给你了。别怕。”
我站在路边。车流很响。有人按喇叭。
我攥着军功章。金属被掌心捂热了。
就站了一会儿。
然后我擦了一下脸。走了。
6.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做了几件事。
第一件：去公证处核实所有文件。军产房的赠与公证、存折的指定受益人、分红协议的变更——全部手续合法，不可撤销。
第二件：请周信德帮我找了一个做债务的律师。律师姓孙，四十出头，瘦，说话快，看了我爸名下那堆债务之后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谁继承谁倒霉。”
第三件：我什么都没跟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