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那点工资”。
我当时月薪一万二。
不算多，但够我自己活得体面。
第三个月，赵建国直接说了：“要不你辞职吧。家里确实需要人。等以后稳定了你再出去。”
“以后”。
十二年了。没有以后。
辞职的时候同事问我想好了没有。
我说想好了。
我当时确实觉得想好了。
赵建国年薪一百多万，后来涨到三百万、五百万。
我觉得我是在支持他，他在赚钱，我在持家，这是分工。
但分工和分工不一样。
他的分工叫“事业”。
我的分工叫“应该的”。
辞职后的第一年，我还有自己的银行卡。
赵建国每个月往我卡上打一万块。“家用。”他说。
一万块。
听起来不少。
房贷他还，车贷他还。
一万块管吃、管穿、管用品、管水电煤气、管人情来往。
也管我自己。
我的衣服、护肤品、手机话费、偶尔跟陈燕吃个饭。
一万块。
第二年，他把打钱方式改了。不打到我卡上了，办了一张副卡。
“方便。”他说。“你刷我的卡，不用转来转去的。”
听起来更方便了。
但副卡有额度。每月五千。
“五千够了吧？大头我都付了。”
我说够了。
五千块。
年薪五百万的丈夫，给全职太太每月五千。
我不是不知道这不对。
但他说得有道理。房贷他还，车他开，孩子学费他付。
“你想想你还有什么开销？”
我想了想。
好像也没什么开销。
因为我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。
不上班，没有同事聚餐。不逛街，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。不旅游——赵建国说不爱旅游。
每天的路线：菜市场、超市、家。
偶尔加一个：医院。
婆婆刘桂兰膝盖不好，每个月要去复查。
每次都是我带她去。
挂号、排队、拿药、搀她上下楼。
做完这些，回家做饭。
刘桂兰从来没说过“谢谢”。
也没说过“辛苦了”。
她说的是：“建国忙，这些事你搭把手是应该的。”
应该的。
有一次我发烧，39度。
我给赵建国打电话，他在开会。
我给刘桂兰打电话，她在打麻将。
“你吃个退烧药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年轻人火力旺。”
我自己去了医院。
挂号、排队、验血、取药。
回来的路上下雨，我没带伞。
到家的时候浑身湿透，手上拎着药袋子。
家里没人。
我把药放在茶几上。
换了衣服。
去厨房做饭。
因为赵建国七点要到家。
那天晚上他到家。
看我脸色不好，问了一句：“怎么了？”
我说：“有点感冒，吃了药了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。
然后说：“晚饭做好了吗？”
做好了。
排骨汤、蒜蓉西兰花、番茄炒蛋。
他吃了两碗饭，打了个嗝，去书房了。
碗是我洗的。
我在水池前站了十分钟。
水龙头开着。
热水从手上流过去，我看着自己的手。
起了一层细纹。
三十一岁，手像四十岁。
我关了水龙头。
擦手。
去晾衣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