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没买商业保险。”
“你怎么不买呢？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。”
他确实说过。
但我没钱买。
他没问我为什么没钱买。
手术那天，他送我去医院。
签了字。
手术两个小时。
出来的时候他在走廊上打电话。
工作电话。
他看见我被推出来，对着电话说了句“我一会儿打给你”，走过来。
“怎么样？”
“挺好的。”护士说。
“那行。”他看了看表，“我下午有个会，你在这躺着休息，晚上我来接你。”
他走了。
我在病床上躺了一下午。
护士来换了一次药。
问我：“家属呢？”
“上班了。”
“哦。”护士说，“那你晚上回去小心点，头几天别重活。”
晚上他来接我。
到家以后他说：“你这个病，以后少生气，注意休息。”
然后他去打游戏了。
第二天，我做了早饭。
因为不做的话没人做。
他不会做。
不，他会做泡面。
他不做饭不是不会，是没有必要。
因为有我。
而我做饭，不是因为我想做。
是因为不做的话，没有人会说“你别做了，我来”。
从来没有人说过这句话。
赵姐来看我。
带了一箱牛和一袋水果。
她看了看我，看了看客厅。
客厅里刘建在打游戏，耳机戴着，没听见赵姐来了。
赵姐把水果放下，压低声音问我：“你做完手术几天了？”
“第三天。”
“你老公不请假？”
“他忙。”
赵姐又看了看客厅那个戴着耳机的背影。
她没说话。
这次她的表情我读懂了。
但我没吭声。
结婚纪念第八年。
他还是没记住。
我也不提了。
那天下了班，我路过蛋糕店。
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。
进去买了一小块慕斯。
二十八块。
回家以后他不在。
说是公司团建。
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，把那块慕斯吃了。
没开灯。
冰箱嗡嗡响。
窗外有人在放烟花。
不知道谁家在办喜事。
我吃完慕斯，把盒子扔了。
洗了手。
去阳台收衣服。
他的白衬衫，我的旧毛衣。
毛衣袖口起球了。
我把袖口往里面卷了卷。
穿了四年了。
还能穿。
4.
第十年。
离婚的念头不是突然有的。
而是慢慢长出来的。
像甲状腺上的结节。
一开始是不舒服。
后来是隐隐地疼。
再后来——得切了。
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，不是心寒。
是一笔转账。
那天我在家整理抽屉。
刘建出差了，去深圳，说是三天。
我翻到一个旧信封。
里面是一张银行卡。
工商银行。
不是他常用的那张。
我认识他所有的卡——工资卡是建设银行，信用卡是招商银行。
这张，我没见过。
一般人可能不会多想。
但我是做会计的。
多出一张银行卡这件事，对我来说，就像多出一本账一样刺眼。
我拿着那张卡，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一分钟。
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我去了银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