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昏来得特别早，也特别沉重。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明州工业园区的上空，将最后一丝天光过滤成一种病态的昏黄，像是透过一层陈年的毛玻璃看世界。东海机械厂的食堂已经三天没有开伙了，蒸汽管道在寒袭来第一天就因热胀冷缩的极端应力而爆裂，食堂大师傅们都被编入了C类疏散名单，去了市区的人防工程。现在，这个曾经弥漫着饭菜香和油烟味的空间被临时改造成了会议室，长条桌椅被拼成一个巨大的环形，中央的空地上放着一个三脚架，上面支着一块差不多两米见方的地图板。
林野走进食堂时，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人。都是厂里被选中的技术骨，有像老张那样的八级钳工，也有像林野这样被特批的年轻学生。每个人都穿着最厚的冬装，戴着帽子，因为室内虽然比外面暖和，但也就维持在零度左右——锅炉已经停烧了，偌大的空间里只有墙角放着两个烧煤油的简易取暖炉，蓝色的火苗舔舐着铁皮烟囱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，却几乎无法驱散从水泥地面渗上来的寒意。
刘正国站在地图板前面，身上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迷彩服，肩上的一杠两星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哑光。他的手里捏着一教鞭，是用废弃的电线和绝缘胶带临时裹成的。看到人差不多到齐了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在空旷的食堂里产生了轻微的回响。
“同志们！”刘正国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、不容置疑的铿锵，”今天把大家召集来，不是开会，是上课。一堂家国课。”
他转过身，用教鞭指向身后的地图。那是一张巨大的、比例尺为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形图，纸质厚实，表面覆着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膜，上面用红色的记号笔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圈、线和箭头。
“先看这里，”教鞭的顶端点在了东部沿海地区，明州、魔都、青岛、大连这些城市被圈了起来，旁边画着红色的叉，”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，也是这次寒的重灾区。极地涡旋南压，导致这一片区域的气温比常年同期低了十五到二十摄氏度。短期内，这种低温不会回升。”
人群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动。有人小声咳嗽，有人下意识地裹紧了外套。林野坐在前排，能清晰地看到地图上那些红色叉叉，像是一道道新鲜的伤口，横亘在祖国的东部海岸线上。
“有人问，为什么不放弃沿海？为什么不把所有人都撤到南方去？撤到海南岛，撤到云南，撤到那些现在还暖和的地方去？”刘正国的教鞭在地图上划过一道弧线，从东北到华东，”因为不能。这不是放弃，这是存种。”
他猛地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张脸：”同志们，你们是工匠，是技术工人，你们比任何人都清楚——一台精密机床，从安装调试到产出合格的零件，需要多长时间？三个月？半年？一年？如果我们现在把沿海的这些厂子，这些设备，这些你们熟悉的620、6140、龙门铣，全都丢下，都冻坏，都锈死，那么等寒过去，我们拿什么重建？用手工锉刀去锉出导弹的零件吗？用算盘去计算核潜艇的数据吗？”
食堂里安静得可怕，只有煤油炉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噼啪声。林野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，刘正国的声音像是一把锤子，敲在他的口。
“所以，国家启动了’薪火计划’，”刘正国的教鞭移向了地图的中西部，那里用绿色的记号笔画着几个巨大的圈，”向西南，四川、贵州；向西北，陕西、甘肃。那里有我们的’三线’——不是你们理解的第三，是五十年前的战略纵深。”
教鞭重重地点在了一个标着”重庆”的位置上：”一九六四年，中苏关系恶化，美国扩大越南战争，毛主席提出’备战备荒为人民’。那一年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迁徙。东北的工厂，上海的设备，整整一代工人，背着机床，坐着闷罐车，钻进了西南的大山，西北的戈壁。他们在山洞里建工厂，在地下修电站，建立了完整的备份工业体系。”
刘正国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种林野从未听过的、近乎炽热的情感：”那些山洞，那些地下工事，那些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厂房，现在要重新启用了。不是因为我们又要打仗，而是因为——”他的教鞭移到了另一个位置，浙江西部，”那里有战备电厂，有利用地热和煤矿建立的独立能源系统，能在零下三十度的环境里供暖、供电、供蒸汽。”
“明州的设备，要转移到衢州、上饶一线，进入那里的地下工事。保存下来，维护好，等到春天来临，或者等到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过来，这些机器还要重新运转。这就是’存种’——种子不是给人吃的，是拿来种的。你们，这些机床，这些图纸，就是国家的种子。”
林野盯着地图。他看着那些红色的箭头，从沿海指向内地，像是一道道逆向的血流，从冰冷的四肢回流到心脏。
“可是.”有人举手，是一个年轻的铣工，”刘长官，我们去西南，那我们的家呢？我爹妈还在慈溪…”
“家里有C类队伍照顾，”刘正国的声音软了一下，但立刻又硬了起来，”我知道这很难。但想想一九六五年，那些从沈阳出发的工人，他们也有家，也有父母妻儿。但他们走了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机器到了地方，国家就还有希望。现在是二零二六年，我们面临的是天灾，但道理是一样的——人走得动，机器走不动，所以人跟着机器走。”
刘正国的教鞭突然移到了地图的东南角，那里是江西省，鄱阳湖的形状像一只巨大的葫芦。教鞭的顶端点在湖边的一个位置：”这里，枭阳县，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这里也有三线厂。”
林野的身体猛地前倾，几乎要从长凳上站起来。枭阳，他的家，他父母所在的地方。
“江南造船厂”刘正国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林野，”六十年代，中苏交恶，担心的是海上封锁。所以在鄱阳湖边，在枭阳县的山区，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备份基地。那里有船厂的完整复制，有能造驱逐舰的船坞，有全套的德国进口设备，包括一台…”他顿了顿，”包括一台一九五八年产的精密龙门铣。”
林野的呼吸停滞了。他感到背上的那只绿色铁皮箱突然变得滚烫。陈师傅的话在他耳边回响：”这把卡尺，是打开龙门铣电控柜的钥匙…鄱阳湖边…红光机械厂…”
“那台机器。”刘正国的声音在林野听来像是远在天边，又像是近在咫尺，”是国家在那个区域的工业锚点。现在，据我们最后得到的消息，枭阳那边的情况不明，通讯中断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——那边需要工人，需要能作、能维修精密设备的技术人员。如果你们有人…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食堂里静得能听见雪花敲打窗户的声音：”如果你们有人能找到办法到达那里，参与到那个基地的恢复建设中，那是比去西南更直接、更紧迫的任务。因为鄱阳湖平原是粮仓，是接下来全国粮食的关键，而恢复那里的工业能力，就是恢复那里的供暖、排水、机械作业能力，就是在保住国家的粮仓。”
林野的手在发抖。他看着地图，看着从明州到枭阳的那条线，穿过浙西，穿过武夷山，穿过赣东北。那是回家的路，但那不再仅仅是一条回家的路。刘正国的话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他心中连来的迷雾。
去浔阳，不再是逃难，不再是单纯的寻找父母。如果那只绿色箱子里装的是打开国家工业备份基地的钥匙，那么他背着它回去，就是”顺路执行任务”。他是在护送国家的火种，而他父母所在的地方，那个他曾以为只是故乡的小县城，现在成了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。
“刘长官”林野站起来，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，但异常坚定，”我申请加入’明州-婺州-饶州工业转移纵队’。”
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他。老张坐在后排，微微点了点头，缺了半截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，像是在打着某种无声的节拍。
刘正国看着他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赞许，但面上依然严肃：”你想清楚了？去西南是官方路线，有组织护送，有补给点。去枭阳…目前只有大概的坐标，没有详细路线，没有后勤保障，甚至可能已经到了割据的状态。”
“我想清楚了。”林野说，手按在那只从不离身的绿色铁皮箱上，”不是回家，是顺路执行任务。这个箱子，要送到鄱阳湖边。我熟悉那里的地形，我父母是教师，他们在当地有…有社会联系，可以帮助建立联系。而且，”他深吸一口气，”而且我是机械专业的，我能修那台龙门铣。陈师傅…陈师傅教过我手工刮研，那是修复精密轴承的唯一办法。”
刘正国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：”好，林野，你的申请我记下了。但有个条件——你必须跟着纵队走到婺州。在那里，纵队会分出一支小队，绕道去上饶，靠近鄱阳湖的方向。如果你到那时还活着，还能背得动这个箱子，你就跟着那支小队走。”
“是！”林野挺直了腰杆，这是一个未经训练的、学生式的军礼，但在这个黄昏的食堂里，显得格外庄重。
刘正国转向所有人，教鞭在地图上重重地敲了三下：”同志们，记住这张图。红色的线是我们撤退的路线，但不是溃退，是战略转移。绿色的圈是我们生存的据点。而你们，”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，”你们就是连接这些点的线。只要你们在，只要机器在，只要技术还在传承，这个国家就冻不死，压不垮，打不烂！”
煤油炉的火光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，像是无数舞动的人形。林野看着地图，看着那条从明州指向西南，又有一条分岔指向枭阳的红色箭头，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感。那里有他的父母，有他的家，现在也有了他的任务。
当人群渐渐散去，林野还站在地图前。刘正国走过来，递给他一张折叠的纸：”这是枭阳三线厂的大概坐标，还有…一个联系方式。如果到了那里，如果遇到组织上的人，这个暗号可以建立联系。”
纸上写着一行小字：”机器在，人在。”
林野抬起头，刘正国已经转身走向门口，迷彩背影在黄昏的微光中显得高大而孤独。
“刘长官，”林野突然问，”如果…如果那边已经被私人控制了，像您说的割据状态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刘正国在门口停下，没有回头：”那就想办法夺回它。为了国家，也为了你父母。记住，在末里，权力属于那些掌握生存命脉的人——而技术，就是最硬的命脉。”
门开了，风雪灌进来，吹得地图发出哗啦的声响。林野站在原地，紧紧地攥着那张纸，和绿色铁皮箱的把手。
他决定不再是一个逃难者，而是一个执行者。这条路，将带他穿越冰雪，穿越生死，穿越一个工程师到战士的蜕变。
（第十一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