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眨了下眼：“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他把片子举到灯箱下，指着空着的一侧肾窝：
“这里，是原本左肾的位置。你身体没有明显手术创口，但有术后愈合痕迹。”
“这不是先天缺失，是后天取走的。”
我喉咙发紧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医生说：“从你18岁开始的体检记录里就没有左肾标注……再早我们查不到。”
我强忍住颤抖：“我有过手术记录吗？”
他摇头：“无相关住院登记。”
我死死盯着报告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
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“体弱”。 却没想过，那是因为——我不是完整的。
我不是一个人。
我是一具曾经完整，后来被拆过，再缝回来的残件。
我调出了高三时的住院明细，上面只有一句：
“患者突发腰痛，建议保守治疗，静养出院。”
没有记录，没有术后随访。
但在医院的“用药申请系统”里，我查到了一笔极为诡异的调剂条目：
“镇痛+抗排异联合使用”
抗排异。
那是器官移植后，才需要的药物。
我在术后第三天被“带回家休养”，吃的“调养丸”，原来是抗排异处方药混装糖衣。
我把这份报告带去找医院质问。
主任笑得很温柔：
“你当年状态不太好，是你母亲签的病危同意书。”
“器官摘除是为了挽救你的命。”
“而且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”
我气得发抖：“那我怎么没在身份证上，看到我同意捐肾？”
他耸耸肩：
“你现在活着，说明我们做对了。”
06
我回到老家。
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旧铁皮文件盒。
这是我妈最宝贝的东西，连户口本都舍不得放在外面。
我拆开一看，里面果然夹着一份泛黄的文件，角落处压着两百块旧版百元钞票。
那是我高三那年，医院开出的器官摘除“知情同意书”复印件。
手写签名潦草，但还是能辨出——是我爸妈的名字。
那年，我十八岁。
他们没有告诉我，只是在文件上勾了“自愿”，签了期，按了红手印。
落款下面有个备注：
“器官授权人同意将摘除肾脏用于匿名公益移植，授权转交器官协调员处置。”
再翻一页，是另一份表格。
表格右下角标着一串字母编号：Z-人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