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零八年一月，南方下了场大雪。
省城的雪下了三天三夜，积到膝盖深。图书馆关了，食堂关了，连校门口的小卖部都关了。我窝在宿舍里，裹着那件藏青色毛衣，看窗外的雪一片一片落下来，把梧桐树的枝丫压弯。
周晓棠回家了。宿舍只剩我一个人。
电热杯烧着水，咕嘟咕嘟地响。我泡了杯速溶咖啡，捧着，坐在窗边发呆。
手机响了。
是母亲打来的。
“锦烨。”
“妈。”
“雪大不大？”
“大。”我说，“你呢？柳镇下雪了吗？”
“下了。”她说，“没你们那儿大。书店门口积了一层，早上铲了半天。”
书店门口。她说的是家，不是书店。书店已经没了，可她还是说“书店门口”。
“妈，你少点活，天冷。”
“没事。”她说，“过年回来吗？”
我想了想。车票难买，还贵。但我想回去。
“回。”我说，“腊月二十八左右。”
“好。”她说，“妈等你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继续发呆。
雪还在下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我想起小时候，柳镇下雪的时候，母亲会早早关了店门，生一炉火，煨一锅红薯。我坐在炉子旁边，一边吃红薯，一边听她讲故事。
讲她小时候的事，讲深圳的事，讲那些我听不懂的事。
现在，我长大了，她在等我回家。
腊月二十六，我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火车晚点三个小时，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。从县城到柳镇的班车早就没了，我站在车站门口，正发愁，一辆三轮车停在面前。
“姑娘，去哪儿？”
“柳镇。”
“三十块。”
我咬咬牙，上了车。
三轮车在雪后的土路上颠簸，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，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缩成一团。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一路上没说话，只是闷头开车。
一个小时后，车停在柳镇街口。
我付了钱，拎着行李往家走。街上没人，路灯昏黄昏黄的，照着薄薄的积雪。走到书店门口，我停下来。
门关着。门框上贴着那副春联：“书里有路，勤可为舟。”字已经褪色了，但还在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才想起这是家，不是书店。
推开院门，屋里亮着灯。母亲听见声音，推门出来。
“回来了？”
“嗯。”
她走过来，接过我手里的行李。借着灯光，我看见她头发又白了些，脸上的皱纹又深了些。但她眼睛还是亮的，看着我，上上下下打量。
“瘦了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瘦了。”她拎起行李，“进屋，外面冷。”
屋里炉火烧得正旺，暖意扑面而来。桌上摆着饭，用碗扣着，还冒着热气。
“先吃饭。”她说。
我坐下来，揭开碗。是红烧肉，炒青菜，还有一碟她拿手的酱菜。
我吃着，她在旁边坐着，不说话。
“妈，你也吃。”
“吃过了。”她说，“你吃。”
我知道她没吃。她总是这样，等我回来一起吃，自己先说不饿。
我把肉夹到她碗里。
“妈，你吃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好，吃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，像小时候一样。
炉火已经熄了，屋里有点冷。她把被子往我这边拉了拉，盖得严严实实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每天做家政，累不累？”
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累。”她说，“但习惯了。”
“要不……别了。”
“不怎么办？”她说，“你还在读书。”
“我有助学贷款，毕业了自己还。”
“贷款要还的。”她说，“妈能挣一点是一点，你毕业就能轻快点。”
我没说话。
窗外的风呼呼地响，吹得树枝呜呜的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我以后挣钱了，给你养老。”
她笑了一声，轻轻的。
“好。”她说，“我等着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河边。
雪后的河，和平时不一样。河面结了一层薄冰，冰上覆着雪，白茫茫一片。河水在冰下流动，听不见声音，但能看见冰面的裂纹和起伏。
我站在河边，看着那条河，想起很多事。
想起小时候在这里摸鱼，想起十四岁那年在这里捡到一只鞋，想起母亲年轻的时候在这里洗衣服。
那条河，流过柳镇，也流过我的整个童年。
现在，我站在这里，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。再过一年多，就要毕业，就要工作，就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去更远的地方。
可这条河，还在这里。
它会一直在。
我蹲下来，伸手拨开冰面上的雪。冰很薄，能看见下面流动的水。水是浑的，带着泥沙，急急地流着。
“锦烨。”
我回头，是母亲。她站在我身后不远处，穿着那件蓝布外套，手里提着一只篮子。
“妈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洗衣服。”她走过来，蹲在河边另一块石头上。
我看着她在冰上凿开一个洞，把衣服浸进去，搓洗。手冻得通红，但她动作很快，像做了一辈子一样熟练。
“妈，我来洗。”
“不用，你坐着。”
我没走开，蹲在旁边看着她。
“妈，你小时候也在这儿洗衣服？”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跟你姥姥一起。”
“姥姥什么样？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跟你姥姥我没见过。我三岁，她就没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那你……”
“跟你姥爷。”她说，“他后来又娶了一个，后妈对我不好。我十几岁就出来做工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
原来母亲的身世，比我以为的更苦。
她搓着衣服，头也不抬，说：“所以妈这辈子，就想让你过得好点。别像妈一样。”
我看着她的手，那双手通红，指关节粗大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那道疤还在，从手腕延伸到食指部，被冷水一浸，更显眼了。
“妈。”我伸出手，握住那只手。
她停住了，抬起头看我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想握握你的手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有光闪了一下，又没了。
“傻孩子。”她说，把手抽回去，继续洗衣服。
可我看见，她嘴角弯了一下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灯下翻那个小铁盒。
信又多了几封。母亲的，林觉非的，还有梅若兰的。
梅若兰的信是去年十二月寄来的，她说在东莞换了家工厂，新厂条件好一点，宿舍有空调。她说女儿上小学了，成绩不错，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。她说等攒够了钱，就回去陪女儿。
我把她的信看了一遍，折好，放回去。
林觉非的信是上个月寄来的。他说北京下雪了，很大，他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，想起高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雪天。他说他采访了一个老兵，九十三岁，还在找当年失散的战友。他说他想写一本书，写那些被遗忘的人。
我把他的信也看了一遍。
最后一封，是母亲前几天塞给我的。她不会写信，但会塞纸条。
纸条上只有一个字：“安。”
那是她学会的最后一个字。
我把那张纸条放在嘴边，亲了一下，放回盒子里。
这个小铁盒，越来越满了。装着我所有的宝贝，装着所有爱我的人，装着我全部的来处。
大年初五，我又去了河边。
这次是一个人。
天放晴了，太阳淡淡的，没什么温度。河面上的雪化了一些，露出下面青灰色的冰。冰上有些裂纹，纵横交错，像一张网。
我沿着河边走，走了很远。走到小时候摸鱼的那片浅滩，走到捡到那只鞋的那块石头旁边。
石头还在，还是那么大，那么光滑。我蹲下来，摸了摸它。
十四岁那年，我就是蹲在这里，捡起那只鞋。那时候我在想：这只鞋是谁的？他去哪了？
现在我知道了。那个十四岁的女孩，就是我自己。她走了很远的路，又回到这里。
我站起来，看着那条河。
河还在流。冰面下，水还在流。流到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流到远方，流到海。
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：“你就是桥。”
桥，是让人渡河的。
可我自己呢？我渡了谁？谁又渡了我？
母亲渡了我。她用一生，把我从这条河边，渡到了省城，渡到了更远的地方。
林觉非呢？他在渡什么？他在渡那些被遗忘的人，也在渡他自己。
梅若兰呢？她在渡她的女儿。
我们都在渡。渡别人，也渡自己。
我站在河边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河水一直流，从不回头。但它会记得流过的地方。
就像人。
回省城那天，母亲又送我到车站。
还是那个站口，还是那棵梧桐树，还是那件蓝布外套。
她站在那里，看着我上车。我放好行李，回头看她。
她朝我挥了挥手。
我也挥了挥手。
车开了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。
在窗边，闭上眼睛。
耳边是车轮滚动的声音，风的声音，还有她最后说的那句话：
“好好读书。”
我知道。妈，我会的。
回到省城不久，开学了。
大三下学期，课少了，实习的事开始提上程。同学们都在找实习单位，有的去报社，有的去电视台，有的去广告公司。
我也在找。
程牧云帮我联系了一家省城的报社，说是可以去实习，没有工资，但能学到东西。
我去了。
第一天上班，带我的老师姓陈，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话不多，但人很好。他让我先看以前的报纸，熟悉一下风格。我坐在资料室里，翻着那些泛黄的报纸，一页一页地看。
看到某一天，我愣住了。
那上面有一篇报道，署名：林觉非。
是他在北京写的。写的是一个老红军的故事。文章不长，但写得真好。我读着读着，眼眶热了。
原来他的文章，是这个样子。
原来他写的东西，是这样让人想哭。
那天晚上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：
“林觉非：
在报社资料室看到你写的报道了。写得好。真的。
我也开始实习了，在省城一家报社。每天看以前的报纸，学习怎么写。希望有一天，能写得像你一样好。
乔锦烨”
寄出去之后，我站在邮筒前，想：他看到这封信，会怎么想？
会笑吗？
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什么都不说，只是把信收好？
三月的一个周末，我去了一趟清溪。
就是省城那条河。
河边的柳树发了新芽，嫩绿嫩绿的，风一吹，飘飘扬扬。河水涨了一些，浑黄浑黄的，流得很急。
我站在河边，看着河水，忽然想起柳镇的那条河。
两条河，不一样。一条宽，一条窄；一条急，一条缓；一条叫清溪，一条没有名字。
但它们都是河。
都是流着的水，都是要去远方。
我在河边站了很久，直到天黑才回去。
回到宿舍，周晓棠问我去哪了。我说去河边了。
“河边？清溪？”
“嗯。”
“嘛去？”
“看河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没再问。
有些事，不用解释。
四月，我收到一封特别的信。
是梅若兰寄来的。信封里装着一张照片，是她和她女儿的合照。女儿长大了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笑得很好看。梅若兰站在她旁边，也笑着，眼睛弯弯的。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：
“锦烨，我女儿期末考试第一名。我高兴。若兰。”
我看着那张照片，笑了。
梅若兰，你终于笑了。
回信的时候，我写：
“若兰，你女儿真好看。像你。你也要好好的。等你攒够钱回来，我们一起回柳镇，去看那条河。”
寄出去之后，我想：那条河，会等我们吗？
会的。
它会一直在。
五月，汶川地震了。
消息传来的那天，我正在报社实习。办公室里一片混乱，电话响个不停，所有人都在忙。陈老师匆匆走过来说：“小乔，帮忙整理资料，我们要做特刊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凌晨两点。
回家的路上，路灯昏黄，街上空无一人。我走在路上，脑子里全是那些画面——倒塌的房屋，哭喊的人，废墟中伸出的手。
我想，如果我在现场，我会怎么做？
我会像林觉非那样，冲进去，拍照片，写报道吗？
还是只会站在那里，发抖？
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，有些人，就是会冲进去的。林觉非是那样的人。那些记者，那些救援的人，都是那样的人。
我为他们骄傲，也为他们担心。
回到家，我给林觉非写了一封信，很短：
“林觉非：
注意安全。别太拼。
乔锦烨”
寄出去之后，我想：他会听吗？
不会的。
他那种人，不会听的。
五月快结束的时候，林觉非的回信来了。
信里只有一张照片。是他在地震灾区拍的——一片废墟上，一面红旗在飘扬。红旗已经破了，但还在飘。
背面写着一行字：
“锦烨，我还好。别担心。”
我拿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他还好。他还活着。他还在那里。
我把照片收进小铁盒里，和之前的那些放在一起。
然后我坐下来，给他回信：
“林觉非：
活着回来。我等你。”
寄出去之后，我站在邮筒前，忽然想起那年他说的话：“等我四年。”
我说不等。
可现在，我在等。
等他活着回来。
六月，期末考试快到了。
我一边复习，一边实习，一边等他的信。
他的信隔了很久才来。只有一行字：
“锦烨，我回来了。一切都好。”
我把那封信看了三遍，然后收进小铁盒里。
他回来了。
他没事。
那就好。
暑假，我没有回家。
留在省城实习，想多学点东西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好好，别想家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”
可还是想。
想那条河，想那棵梧桐树，想她做的酱菜。
想她站在车站送我的样子。
八月的一个晚上，我一个人去了清溪。
河水在月光下泛着银光，静静的，缓缓地流。我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看着河水，想起很多事情。
想起三岁那年的冬天，她跪着捡面团。想起八岁那年，她扑过来挡住玻璃。想起十四岁那年，我在河边捡到一只鞋。想起十八岁那年，她站在梧桐树下送我。想起那些信，那些字，那些错别字。
想起林觉非，想起梅若兰，想起韩愈之，想起周晓棠。
想起那些走过的路，见过的人，流过的泪。
月光很亮，河水很静。
我坐在那里，忽然想：这辈子，能有这些人，能走过这些路，能流过这些泪，值了。
河水一直流，像在回答我。
暑假结束那天，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。
信里说：
“妈，我实习结束了，学到很多东西。下学期就大四了，再有一年就毕业了。毕业以后，我就能挣钱了。到时候，我接你来省城住。
妈，你等着我。
等我回来，带你去看省城的河。
虽然没有柳镇的河好看，但它也是河。
就像我，虽然不是最好的女儿，但也是你的女儿。
妈，你等着我。”
寄出去之后，我站在邮筒前，看着那个绿色的铁皮箱子，很久很久。
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风很轻。
我想，她会等我的。
她一直在等我。
从出生到现在，从柳镇到省城，从过去到未来。
她一直在等我。
而我，也会回去。
回去看她，回去看那条河，回去看那棵梧桐树。
回去，做她的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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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七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