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二那年的秋天，母亲的书店关了。
消息是电话里传来的。那天下午，我刚从图书馆出来，手机响了。接起来，是母亲的声音，比平常低，比平常慢。
“锦烨。”
“妈？”
“书店……关了。”
我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，一时没说话。风很大，吹得梧桐叶子哗哗响，几片黄叶落在我的肩膀上。
“锦烨？”
“我在。”
“妈跟你说一声。”她说，“没事，别担心。”
“怎么关的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房租涨了。”她说，“涨了一倍。交不起了。”
“那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在家。”她说，“书店里的书都搬回来了，堆了一屋子。”
我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来。
“你好好读书。”她说，“别想这些。妈还能别的。”
“妈……”
“挂了，电话费贵。”
嘟的一声，电话断了。
我握着手机，站在台阶上，一动不动。风一直吹，树叶一直落，来来往往的人一直从我身边走过。
可我觉得，世界忽然静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
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那个书店的样子——三排书架，靠墙文学，中间教辅，门口杂志连环画。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。母亲坐在柜台后面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头低着，看得很慢。
那家书店，开了多少年了？
一九九七年开的。那年我十岁。
到今年，二零零六年，整整九年。
九年。三千多个子。每天早上七点开门，晚上九点关门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只歇大年初一。
我所有的童年和少年，都在那家书店里。我在那里写作业，在那里看完了书架上的每一本书，在那里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。
现在，关了。
我翻了个身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
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在墙上画出一道白的。那道白，和四年前离家时看见的一模一样。
可有些东西，不一样了。
第二天，我给周晓棠说了这事。
她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妈……还好吗？”
“她说没事。”
“那你信吗？”
我没说话。
她叹了口气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锦烨，你妈是那种人，就算有事，也不会跟你说。”
我知道。
她从来都是这样。不管多难，都自己扛着。扛不住了，就咬咬牙，再扛一会儿。
那年她去深圳打工，走之前没告诉我。我放学回家，发现她已经走了。邻居周婶给我做了饭，说：“你妈去深圳了，让我照顾你几天。”
那年我八岁。
三年后她回来，瘦了一圈，眼睛也坏了。我问她在深圳怎么样，她说：“挺好的，看了海，坐了电梯，吃了肯德基。”
那些苦的，她一个字都没提。
现在书店关了，她也只说了一句“房租涨了”。
可我知道，不只是房租的事。这年头，谁还买书呢？网上什么都有，便宜还送货上门。书店这种地方，早就该关了。她撑了九年，已经是奇迹。
“锦烨。”周晓棠叫我。
“嗯？”
“你要不要回去一趟？”
我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“回去也帮不上忙。”我说，“路费还贵。”
“那你怎么放心？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她不让我担心。”我说，“我就不让她知道我在担心。”
周晓棠看着我，叹了口气。
“你们母女俩，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”
十月底，母亲来了一封信。
信封还是那种牛皮纸，地址还是歪歪扭扭的。但这次的信封比以前厚，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装了些什么。
拆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叠纸。
是练字的草稿。
整整齐齐的一叠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字。不是我的名字了，是一句话，一遍一遍地写：
“吾心安处是吾家”
“吾心安处是吾家”
“吾心安处是吾家”
整整二十页。
最后一张纸的背面，她写了一行小字：
“锦烨，妈在练字。你不用担心我。秋云。”
我拿着那叠纸，看了很久。
吾心安处是吾家。
妈，你的心安在哪里？
在这间关了门的书店里？在这堆了一屋子的书里？还是在我这里？
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，她练这句话，不只是练字。
她是说给我听的。
十一月的某天，我收到一张汇款单。
五百块。寄件人那一栏，写着：乔秋云。
我拿着那张汇款单，愣了很久。
五百块。她哪儿来的五百块？
我打电话回去，接电话的是邻居周婶。
“周婶，我妈呢？”
“出去活了。”周婶说，“还没回来。”
“什么活？”
“给人做家政。”周婶说，“打扫卫生，洗衣服，做饭什么的。”
我握着电话，说不出话。
“她没告诉你？”周婶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唉，她就那样。”周婶说，“啥都自己扛着。她说书店关了，不能闲着，得挣钱。我说你闺女不是有助学贷款吗？她说贷款要还的，她不能让我毕业就背一身债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宿舍床上，拿着那张汇款单，很久很久没动。
五百块。
她要打扫多少间屋子，洗多少件衣服，做多少顿饭，才能挣到五百块？
她把那些钱寄给我，自己还剩多少？
那天晚上，我给她写了一封信。
信里说：“妈，钱收到了。但我用不上。你留着给自己花。我助学贷款够用。你别再寄了。”
写完，我又加了一句：
“妈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别的都不要。”
寄出去之后，我站在邮筒前，看着那个绿色的铁皮箱子，很久很久。
天很冷，风灌进领口，激得人一哆嗦。
我想起她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。
妈，你在那儿冷吗？
十二月初，林觉非又来了一封信。
信很短，只有几行：
“锦烨：
在报纸上又看见你的名字了。写东莞工厂那篇，写得真好。我看的时候，想起你说的那个朋友，梅若兰。她现在还好吗？
我还在北京，一切都好。前几天去采访一个老红军，九十六岁了，讲起长征的事，眼睛还亮亮的。我想，我们老了以后，会不会也这样？眼睛亮亮的，讲年轻时的事。
没什么事，就是告诉你，我又看见你的名字了。
林觉非”
我把信看了一遍，折好，放进了小铁盒里。
和之前那封放在一起。
和母亲的那些信放在一起。
小铁盒越来越满了。信越来越多，思念越来越多，牵挂越来越多。
我把盒子盖好，放回抽屉里。
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像是要下雪。
北京下雪了吗？
他出门采访的时候，穿得够不够暖？
期末之前，我接了一个。
是学校附近的一家报社，需要人帮忙整理资料。一个小时八块钱，一周去两次。钱不多，但够一个月的生活费。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，在信里写：
“妈，我做了，有钱了。你别再寄钱给我了。你挣的钱，自己留着花。”
信寄出去没多久，她的回信就来了。
这次只有一页纸，上面写着：
“锦烨：
妈知道了。你好好读书，别太累。钱够花就行，不够跟妈说。
妈最近在学新字。学会了‘勤’字，还学会了‘俭’字。周婶说这两个字好，是咱们家的家风。
秋云”
我看着那封信，笑了。
勤，俭。
妈，你一辈子都在这两个字里。你不用学，你早就做到了。
寒假回家，是腊月二十二。
下了车，一眼就看见母亲站在站口。还是那件蓝布外套，还是那棵梧桐树，还是那个姿势。
可走近了，我才发现，她瘦了。
瘦了很多。颧骨都凸出来了，眼睛显得更大，脸上的皱纹更深。
“妈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瘦了。”
“瘦了好。”她说，“省粮食。”
我没说话，接过她手里的行李，跟她往回走。
走到家门口，我愣住了。
院子里堆满了书。一摞一摞的，从门口一直堆到墙角，用塑料布盖着，怕被雨淋湿。有些塑料布破了，露出里面的书脊，被雨水泡得发白。
“这些……”
“都是书店里的。”母亲说，“没地方放，先堆着。”
我看着那些书，心里酸酸的。
这些书，她一本一本进的，一本一本理的，一本一本卖出去的。现在卖不出去了，只能堆在这里，被雨水泡着，被虫子蛀着，等着变成废纸。
“妈，这些书怎么办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慢慢想办法。”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：“妈，你家政，累不累？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不累。”
“你骗我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“妈，我都知道了。”我说，“周婶告诉我了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告诉你也好。省得你瞎想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，累不累？”
她放下筷子，看着窗外。
窗外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“累。”她说，“但什么不累？”
我没说话。
“你读书也累。”她说，“都一样。”
她拿起筷子，继续吃饭。
我看着她的侧脸，炉火的光在她脸上跳动，把皱纹照得深深浅浅。
妈，你累了一辈子。什么时候才能不累？
那天晚上，我翻出了那个小铁盒。
把里面所有的信都拿出来，一封一封地看。从第一封“三行错三个字”，到最近的“勤”和“俭”。整整两年，十几封信。
每一封，都是她一笔一划写出来的。
每一封，都有错字，都有涂改，都有她用力按下去的笔迹。
我把那些信按时间排好，一封一封地看过去。看着她的字从歪歪扭扭到渐渐工整，从一行两行到一整页，从“锦烨”到“吾儿锦烨”到“吾心安处是吾家”。
她花了两年时间，学会了写字。
她花了两年时间，把对我的思念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。
我把信收好，放回盒子里。
然后我拿起笔，在一张纸上写：
“妈，你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我的宝贝。”
写完了，我把那张纸折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明天早上给她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把那张纸递给母亲。
她接过去，展开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她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“妈不识字。”她说，“你念给我听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我一直以为，她练了两年字，应该能认得一些了。可她还是不认得。
“妈，你练了这么久……”
“认得几个。”她说，“‘锦烨’认得，‘秋云’认得，‘乔’字认得。别的，还是不行。”
我看着她的眼睛。那眼睛里没有失落，没有难过，只有平静。
“妈，那你为什么还练？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练着，就觉得离你近。”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我握住她的手。那只手很粗糙，很暖。
“妈，我念给你听。”
我拿起那张纸，一字一字地念：
“妈，你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我的宝贝。”
她听着，嘴角慢慢弯起来，笑了。
那个笑，和以前一样，有点涩，有点暖。
“写得好。”她说。
那天下午，母亲出门活去了。
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那些书发呆。风很大，吹得塑料布哗哗响。有几本露在外面的，被风吹得翻开来，书页哗啦啦地响。
我走过去，把那几本捡起来，拍掉上面的灰。
是几本旧书。我小时候看过的。有一本是《儿童文学》，封面都卷边了。有一本是《简·爱》，扉页上有母亲写的字：“给锦烨。替妈妈读。”
我拿着那本书，站了很久。
替妈妈读。
妈，我读了。读了很多遍。可你呢？你什么时候能自己读？
我把那本书放回原处，用塑料布盖好。
风还在吹，天灰蒙蒙的，像是要下雪。
我想起林觉非信里写的：北京下雪了吗？
北京下雪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想起我？
腊月二十八那天，下雪了。
雪很大，鹅毛一样，飘飘扬扬地下了一整天。到晚上的时候，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，那些书被盖住了，变成一个个白色的鼓包。
母亲回来的时候，身上落满了雪。她在门口跺了跺脚，把雪跺掉，推门进来。
“好大雪。”她说。
“妈，你冷吗？”
“不冷。”她走到炉子边，伸出手烤火。
我看着她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“妈，你明天还去活吗？”
“去。”她说，“人家等着。”
“过年的也去？”
“过年放假。”她说，“三十、初一、初二，三天。”
三天。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她只歇三天。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来。
炉火烧得红红的，把她的脸映得暖洋洋的。她坐在那把老椅子上，手里捧着一杯茶，眼睛看着炉火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窗外的雪还在下，静静的，听不见声音。
大年三十那天，母亲又做了一桌子菜。
还是鱼，肉，鸡汤，酱菜。和去年一样。
我们两个人坐在桌边，谁也没说话。
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，远远近近的，一阵一阵的。烟花的光从窗户里透进来，红一下，绿一下，映在墙上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明年就大三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再两年就毕业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毕业了，我就工作，挣钱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……”我想了想，“然后接你去省城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去省城什么？”
“跟我一起住。”我说，“不用活，天天歇着。”
她摇摇头。
“我不去。”她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这儿是我的家。”她说，“柳镇是我的家。你妈一辈子就在这儿，不走了。”
我看着她的眼睛。那眼睛里没有犹豫，没有动摇，只有平静。
“那我回来看你。”我说。
“好。”
“每年都回。”
“好。”
“回来看你，给你买好吃的，买新衣服。”
她笑了，笑得眼睛眯起来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。
“好。”她说，“我等着。”
大年初五，我要回省城了。
还是那个车站，还是那棵梧桐树，还是那件蓝布外套。
她站在那儿，看着我把行李搬上车。然后走过来，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样东西。
“妈，什么？”
“路上吃。”她说。
我伸手一摸，是一袋花生。炒过的，还热着。
“妈……”
“走吧。”她说，“车要开了。”
我上了车，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发动了，慢慢开动。
我透过车窗往外看。她还站在那里，一动没动。雪还没化完，地上白一块黑一块的。她站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下，穿着那件蓝布外套，越来越小。
我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：
“我就在这儿，不走了。”
妈，你在这儿等我。等我毕业，等我工作，等我回来看你。
你等着。
车越开越远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，消失在天边。
在窗边，闭上眼睛。
耳边是车轮滚动的声音，风的声音，还有她最后说的那句话：
“走吧。”
我走了。
但我还会回来的。
回到省城之后，我把那袋花生打开，一颗一颗地吃。
花生很香，炒得刚刚好。每一颗都带着她的温度。
我吃着花生，想起她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。
想起她说“我就在这儿，不走了”。
想起她说“你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我的宝贝”。
想起那个小铁盒里的那些信，那些错字，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。
妈，你知道吗？
你寄给我的那些信，也是我的宝贝。
你寄给我的那些钱，我会好好用。
你教我的那些字，我会好好写。
你让我走的那条路，我会好好走。
我吃着花生，眼泪掉下来，掉在花生上，咸咸的。
窗外，省城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和柳镇一样。
但我知道，有一个人在柳镇等着我。
等着我毕业，等着我工作，等着我回来看她。
等着我，把那一条河，走成我们两个人的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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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五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