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建国的眼神躲闪着：“也不是非要你还……我是想着，你现在条件好，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能不能先借个地方住……”
“一家人。”我重复了一遍。
三十年了。
周建国第一次跟我说“一家人”。
1993年，我刚生完囡囡，坐月子的时候婆婆不给我吃鸡蛋，说是“女孩子不值得”。我跟周建国诉苦，他说“你别跟我妈计较”。
1994年，他“殉职”后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去他父母家，想要一点抚恤金给囡囡看病。他妈把我推出门，说我“克死了她儿子”。
那时候我问他们：“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”
没人回答我。
现在，周建国带着另一个女人的儿孙回来，跟我说“一家人”。
“我有个问题。”我说。
“你问。”
“范小美是怎么死的？”
周建国的脸色变了一下：“生病……肺癌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去年。”
“治了多久？”
“两年多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所以，你在深圳三十年，开过公司，炒过房地产，最风光的时候资产上千万。后来生意失败，老婆又得了癌症，两年治疗花光所有积蓄，还欠了二十万外债。老婆死了，儿子离婚，你六十岁了，没钱没房没人照顾。然后你想起来，老家还有个苏芸，三十年前的法定妻子。”
我看着他：“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周建国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“对吧。”我自己回答，“你来找我，不是因为想我，不是因为愧疚，是因为你没有别的路了。”
“小芸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“你确实对不起我。”我站起来，“但这不是今天要算的账。”
我走到柜子前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泛黄的文件袋。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
周建国抬头，表情茫然。
我打开文件袋，抽出一张纸。
“1994年6月20，我收到你的《因公殉职通知书》。”
又抽出一张。
“1994年6月25，我去你们厂办丧事，人事科给我一份《职工死亡证明》。”
再抽出一张。
“1994年7月1，我凭这些材料去民政局领了2000块抚恤金，还办了丧偶证明。”
我把那几张纸摊在茶几上。
“周建国，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吗？”
05
周建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
“我……”
“让我来告诉你。”我说，“1994年，我凭这些材料以’烈属遗孀’的身份，领了你们厂的抚恤金，后来厂子倒闭，我又凭这个身份申请了政府的困难补助。你们厂当年为了甩包袱，给所有’失踪员工’都办了死亡证明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周建国不说话。
周明远皱眉：“这有什么？”
“这意味着，”我看向他，“在法律上，周建国这个人已经死了三十年。你，”我指向他，“是一个死人的儿子。”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爸在法律上不存在。他的身份证、户口本早就注销了。你们这次来，是怎么买到机票的？”
周明远的脸色变了。
周建国低声说：“用的是明远的身份证……”
“那你自己呢？你有身份证吗？有医保吗？有户口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