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份被她藏起来的诊断单，或许就是她最后的倔强和挣扎。
可我呢？
我不能就这样背着“贼”的污名过一辈子。
我的儿子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不能让我的冤屈成为他一生的阴影。
他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母亲。
回去！
必须回去！
这个念头一旦升起，就在我的心里疯狂滋长。
我不是为了去讨要什么赔偿，更不是为了摇尾乞怜地求他们让我回去。
我是要把真相告诉顾建明，让他知道自己的妻子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她需要的是照顾和理解，而不是一个被牺牲的“家贼”。
我也是要为我自己，为我被践踏的尊严，讨一个公道。
我不能让那两千块钱，成为我九年付出的最终定价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敲响了村长家的门。
我顶着全村人异样的目光，低声下气地跟他借了五百块钱做路费。
村长一脸为难，他老婆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许珍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你这刚回来又要走，是不是在外面躲债啊？我们可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。”
我咬着牙，没有辩解，只是重复道：“我急用，一个月之内肯定还。”
拿到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我像拿着救命的稻草。
再次踏上去上海的火车，我的心情和来时已经截然不同。
没有了绝望和麻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壮的决心。
我紧紧地攥着口袋里的诊断单和那对金耳环。
这是我的证据，是洗刷我冤屈的利器，也是方文静的救赎。
我想象着顾建明看到这些证据时，脸上会是怎样震惊、愧疚、懊悔的表情。
他或许不会声泪俱下地道歉，但至少，他会为他的武断和冷漠，跟我说一句迟来的“对不起”。
我只需要一句“对不起”。
为了这句“对不起”，我愿意再赌一次。
04
我站在那栋熟悉的别墅门口，心情复杂。
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是我亲手打理的。我曾以为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，现在看来，不过是我工作了九年的地方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按响了门铃。
手，控制不住地在抖。
门开了。
开门的不是方文静，也不是钟点工，而是顾建明。
他穿着一身高级的居家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到我的瞬间，他脸上的错愕迅速转变为极度的厌恶和警惕。
“你还敢回来？”他的声音冷得像冰。
“顾先生，您听我解释。”我顾不上他的态度，急切地从口袋里掏出用手帕包好的耳环和那张诊断单，“方姐她不是故意冤枉我的，她病了，耳环在这里，我找到了！”
我把东西递过去，以为他会接过去，会震惊，会仔细看。
他却像躲避瘟疫一样后退了一步。
他一把夺过那张诊断单，只扫了一眼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极度轻蔑的冷笑。
“伪造医院证明？许珍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为了钱，你真是不择手段！”
“撕拉——”一声脆响。
他竟然当着我的面，将那张我视为救命稻草的诊断单，撕得粉碎！
白色的纸屑像雪花一样，纷纷扬扬地落在我脸上，落在我的脚下。
我彻底懵了。
我预想过他会不信，会怀疑，但我从没想过，他会是这种反应。